同花易配 看2026｜王曙光：建设金融强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强大金融机构
开栏语
当时间的刻度指向2026，一个崭新的五年征程即将启幕。
此刻，我们立足承前启后的交汇点，“十四五”即将圆满收官。回顾2025年，在多重压力之下，中国经济再次走过了“很不平凡”的一年，并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。
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指出，做好2026年经济工作，要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”，在政策取向上，“要坚持稳中求进、提质增效”，着力稳就业、稳企业、稳市场、稳预期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，保持社会和谐稳定，实现“十五五”良好开局。
启新程，当乘势而上，更须砥砺前行。站在“十五五”新程待启的关键时点，如何看待2026年的经济形势？2026年经济工作怎么干？新京报贝壳财经推出《看2026：十五五·启新程》专题报道，汇聚监管部门、知名学者和领军企业家，解读政策脉络，洞察趋势变化。2026，我们携手出发。
2025年是证券行业深刻变革、加速演进的一年。对于中金公司而言，更是直面挑战、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。
这一年，中金公司与东兴证券、信达证券启动“三合一”重组，正式从方案迈向实操阶段。随着整合逐步推进，在金融强国战略引领下，中金公司正朝着“打造中国的国际一流投资银行”的战略目标加速前行。
中金公司党委副书记、总裁王曙光日前接受新京报贝壳财经采访表示，建设金融强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强大金融机构。监管层的最新表述也对国内券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。在他看来，顺应证券行业的改革趋势，关键在于走特色化、专业化和高质量发展之路。
谈及AI对证券行业的影响时，王曙光表示，到2026年，预计AI将从证券行业的“可选工具”，演变为贯穿前中后台的核心基础设施和业务重构的关键驱动力。
建设金融强国，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强大金融机构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证监会近期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明确提出，坚持扶优限劣，加快打造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。这一方向在多个重磅会议中持续被强调，背后传递出哪些政策信号？而该目标的推进，又对券商提出了哪些新要求？
王曙光：这一政策方向表明，建设金融强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强大金融机构。监管层旨在通过“扶优限劣”，推动行业分化整合，引导资源向综合实力强、专业水平高、风控稳健的头部机构集中，从而提升证券行业整体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的能力，并在国际竞争中形成合力。
这对国内券商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：一是要求券商必须全面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，不仅要在投行、投资、交易等单项业务上突出，更要具备跨市场、多资产、全链条的服务整合能力，打造全能型业务体系和架构。二是要求券商必须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，将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作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支持科技创新、绿色转型、高水平开放等方面展现更大作为。三是要求券商必须加快国际化步伐，具备全球化运营和服务能力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，努力提升中国资产的定价话语权和国际金融影响力。四是要求券商必须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，包括扎实的资本实力、审慎的风险管理、领先的金融科技应用以及高素质、专业化的人才队伍，这些都是券商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会议提出“深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”“整治‘内卷式’竞争”，你认为当前证券行业竞争格局存在哪些突出问题？
王曙光：推动证券行业从“量的扩张”转向“质的提升”，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。当前国内证券行业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，也存在一些问题。部分券商业务同质化严重，集中在传统业务领域，导致出现了低价竞争、过度承诺等一些不规范的竞争行为，影响市场秩序和行业形象。同时，部分券商的风险管理能力不足，在市场波动时面临较大风险，行业集中度有待进一步提升，以形成更加健康、高效的行业生态。顺应证券行业的改革趋势，关键在于走特色化、专业化和高质量发展之路。
证券公司应自觉担负使命责任，三方面引领投融资体系改革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会议提出“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”。在你看来，证券机构作为连接投融资各方最重要的桥梁纽带，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，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？
王曙光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资本市场的下一步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。证券公司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主体，是连接投融资两端的关键枢纽，应主动响应时代召唤，自觉担负使命责任。证券公司可以从三方面重点发力：一是将更多金融资源精准导入国家战略重点领域；二是着力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财富管理需求；三是积极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会议提出，“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”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”。贵司在服务科技创新、先进制造业集群、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方面，有哪些成果与经验教训可以总结？
王曙光：服务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，是投资银行的天职，也是我们一以贯之的战略重点。
在融资端，过去几年，中金公司完成科技金融相关的股本、债券、并购交易规模合计超3.2万亿元。我们今年保荐的宁德时代港股IPO项目，是2023年以来全球规模最大的IPO，引入了卡塔尔投资局等十余个国家主权基金及众多国际长线投资者，充分展现了中国优质企业的全球吸引力。此外，三花智控、晶合集成、黑芝麻智能等标杆项目，亦持续引领科技企业价值重塑与产业升级。
在投资端，我们坚定不移地当好服务国家战略的“耐心资本”，以私募股权为抓手，持续深化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布局。中金资本已累计管理了超过6800亿元私募股权基金，依托国家级基金与省级政府投资基金构建“中金生态圈”。例如，京津冀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已完成设立，全面融入国家科技创新战略。
另一方面，围绕半导体、人工智能、商业航天、新材料、量子计算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全面布局，已累计直接投资专精特新企业约600家，培育了一批具备关键核心技术和原创能力的“专精特新”企业。目前，直投企业中已有约160家成功上市。
未来，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构建精准、高效的全链条金融服务，助推新质生产力成长，更好服务国家科技自强与产业升级大局。
提升全球定价权，核心在于对核心资产估值体系的掌控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你此前指出，掌握关键资产、核心技术及战略资源的全球定价权，就掌握了塑造全球经济规则、引导国际资本流向的主导权。那么，我国金融机构如何提升自己在全球的定价权？
王曙光：提升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定价影响力，是中国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的关键一环。中国投行也已经实现从早期“通道型中介”向集融资、并购、研究、交易等于一体的全球化综合金融服务商的历史性跃升，并日益在全球资本市场生态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。
但同时，我们也必须保持战略清醒，与国际顶尖投行相比，我们在全球业务网络的广度与深度、复杂金融产品的原创能力、跨市场多资产的风险定价技术，以及具备全球视野与实战经验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储备等方面，仍存在差距。
全球定价权的争夺是一场持久战和系统工程，展望未来，仍需要中国投行在更高起点上实现更大作为。一是深度融入资本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新格局，讲好中国资产的全球故事；二是加速提升投行的国际业务能力，推动中国标准“走出去”；三是强化对中国资产的定价主导权，深度服务人民币国际化战略；四是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顶尖投行人才队伍。
其中，服务中国企业“出海”已进入高质量、全周期、深融合的新阶段。中国投行亟须从“跟随服务”迈向“前瞻引领”，提供覆盖上市、并购、再融资等全链条的跨境综合解决方案。具备条件的头部机构应稳步推进海外网络布局，通过内生发展与战略并购“双轮驱动”，因地制宜提供本地化投行服务。在此过程中，逐步将中国经验、中国规则、中国标准有机融入全球金融生态，拓展中国定价影响力的“半径”与“深度”。
此外，定价权的核心，在于对核心资产估值体系的掌控。中国投行应全面提升在中资企业境外IPO、再融资、私有化等关键环节的话语权，坚决维护中资企业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合理估值与利益。同时，大力发展熊猫债、点心债等多元化离岸人民币产品，丰富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渠道、工具与场景。当“用人民币定价、用人民币交易、用人民币结算”日益成为全球市场主体的普遍选择并且形成制度惯性时，我们在全球金融定价领域的话语权将得到有效提升，也会把主动权更多地掌握在自己手里。
同题问答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2026年你所在的行业会如何被AI影响？
王曙光：到2026年，预计AI将从证券行业的“可选工具”，演变为贯穿前中后台的核心基础设施和业务重构的关键驱动力。其影响将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：一是决策模式智能化， AI将从辅助分析走向深度决策支持。二是服务与运营模式重塑，客户服务将更加个性化、精准化和普惠化。三是推动行业生态与竞争格局演变，AI能力将成为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之一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2026年，企业最需要强化哪种核心能力？
王曙光：我们认为2026年企业最需要强化的核心能力是深度服务国家战略的系统性能力。这要求企业必须深刻理解国家发展方向和战略布局，将自身专业优势与国家发展大局紧密结合，并且具备一套成熟的机制，能够快速识别战略重点，调动内外部资源，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和专业服务，将践行国家战略落地为具体可执行的项目，最终在服务国家大局的同时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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